2014年10月2日

矢內原忠雄及其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》

讀台灣史,不可不知台灣的殖民史。此等學術研究現在頗為不少,但若可讀讀當代人物在時代現場目擊的觀點,當更為可貴。台灣人囿於被殖民者在經濟、學術上的弱勢,在提出論述的能力上,當然不如占盡優勢的殖民者(但不是沒有例外)。因此,在這個課題上,便不得不讀日本人的著作。

在人類學的領域,諸如鹿野忠雄、伊能嘉矩等等,由於楊南郡先生長年努力翻譯及推介,較為大眾所知。而矢內原忠雄教授所著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》,則是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,不可不讀的一本書。

矢內原忠雄先生,何許人也?二戰前,曾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教授;二戰後,則曾出任東京大學的校長。他是一位基督徒,在日本軍國主義喧嘩的時代,仍堅持和平主義。

在七七事變發生後,矢內原先生寫了一篇〈國家的理想〉,略謂:「國家的理想是正義與和平,而非用戰爭的方法來欺壓弱者。不論是國內或國際上,強者欺壓弱者的手段就是暴力,而最嚴重的就是戰爭。偉大的國家必須堅持理想,無法堅持理想的國家,即使看起來非常強大,實際上是跟亡國沒有兩樣。」

說出這種言論後,即使矢內原忠雄貴為東京帝大的教授,也不得不被迫辭職。

戰後,矢內原先生又表示:日本的戰敗是真理的勝利,由此證明世界中迎合權力或潮流的學說必定是錯誤的,這是此次戰爭給人類社會最大的教訓。

由是可知,矢內原忠雄是這樣的一位人格者,他的學術觀點應當不會是附和軍國主義的官樣文章。當然,我們無法苛求矢內原在當年就採用「台灣史觀」來著述,但其學術人格之客觀與持平,是值得信賴的。

事實上,矢內原忠雄一生最重要的著作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》,在當年更被台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,雖然在日本出版,但禁止輸入台灣。

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》是一本學術論文,讀來可能頗為枯躁!還好有何義麟教授改寫成較為通俗的版本,書名為「矢內原忠雄及其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》」,由台灣書房出版。展讀之後,對台灣歷史又有不同的視野。

這本書,真的應當列作中學生台灣史課程的補充教材才對!不然,日本的岩波書店於2001年重新發行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》單行本及文庫本,並列為「傳給21世紀日本人的名著」之一。日本人讀而我們不讀,豈不又輸了一截?

以下,作一些簡略的讀書筆記:

矢內原忠雄分析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不同,在於西方(英、德)各國的帝國主義,是在其國內壟斷資本的積極活動下,催促、要求政府奪取殖民地,准許資本家經營專利性的殖民公司,比方說英國的東印度公司。

而日本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未達到這種階段,也就是沒有出現帝國主義的內在壓力及需求;而只是在意識型態上,以政治及軍事活動加入了西方帝國主義的競爭。

簡單來說,西方的帝國主義,是因為他們工商發達之後,錢太多,多到本國吃不下,所以才外出發展及掠奪。但日本的帝國主義雖然也掠奪,但骨子裡其實是沒錢的。

因此,此種日本後進式的帝國主義,並沒有資本家帶著國家前行;反而是國家要投入大量的資本,去幫助資本家「升級」。在台灣,最明顯的就是台灣銀行的設置,日治時期台灣的諸多經濟投資及建設,背後最大的金主就是官方的台灣銀行。

而當年的日本國會還曾經討論過到底要不要放棄台灣這個「錢坑」。由此可見日本帝國主義在內部的矛盾。

總之,由於日本社會的經濟發展階段尚未達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程度,因此,日本對於台灣這個殖民地的經營,就不能像英國對待印度一樣擺爛。他必需先動用國家資本將台灣建設成一個可以對外賺錢的地方,然後才能吸引資力不足的日本資本家到台灣來投資。

在國家直接、間接的支持下,日本資本家也在台灣驅逐了外國資本(如英商怡和洋行)、壓制了本土的資本,而取得壟斷的地位。再藉由這種壟斷地位,累積資本,以台灣為基礎,對外發展(比方說,台灣製糖會社於1927年的獲利,在台灣部分高達823萬日圓,在日本國內卻僅有17萬日圓)。也可以說,台灣資本的累積,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的累積,也是推昇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動力。

對日本本國人而言,這些在台灣的投資,是全體納稅人出的錢。但投資後在台灣所賺的錢,卻是由這些取得壟斷地位的日本資本家吃乾抹淨。這是嚴重的變相補貼,也是相當不公平的事情。細思之,這種情況在今日的台灣仍然存在,許許多多的大企業將資本外部化,推給社會大眾承受(如污染),若發生嚴重後果則由政府拿全體納稅人的錢出來解決,企業的利潤卻長期為資本家收進口袋,這或許是一種「後殖民」的表徵。

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,這種日本資本的壟斷,使得台灣的資本家在階級鬥爭這件事情上,常常是和無產階級站在同一邊。因此,台灣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運動互相糾結,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。比方說台灣文化協會(連溫卿)與農民組合(簡吉)、台灣民眾黨(蔣渭水、蔡培火..)與台灣工友總聯盟(蔣渭水),資本家與無產階級都曾經走在一起。

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,資本投資受到總督府特別的保護,因此,當日本國內不景氣時,資本就大量流入台灣。而透過官方(如公債)及私人管道(如公司),也會吸收台灣本地人的資本。然而,以台灣銀行為例,雖然叫做「台灣」銀行,但放款的對象幾乎都是日本資本家,這也限制了台灣本土企業的發展。

而由當時台灣的進出口貿易統計可知,台灣大體上是日本食品原料特產品(茶、樟腦、米)的供給者,同時成為日本工業產品的市場;同一商品則以高級貨品供應日本,再設法進口次級品。也就是說,台灣人並非先滿足自己的消費,再將剩餘輸出,而是將自己生產較為高價的米賣到日本,再對外買米補充島內的需求。

這是標準的殖民地剝削關係。二戰後,台灣在政治上雖然已非日本的殖民地,但上述殖民地的經濟現象仍長期存在,現在也未完全絕跡。比方說,台灣產出最高等級的水果,都是外銷日本,賺取外匯,次級品才賣給本國市場。這或也是一種後殖民現象。

在教育上,現在普遍認為在日治時期,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台灣相當良好的教育,普遍提昇了台灣人的知識水準。但,這種說法可能是和同時期中國的情況相比,才能有此結論。

依據矢內原忠雄所述,日治時期台灣最缺乏的就是初等教育,但總督府無視於這種需求,反而大量投資於高等教育,以便讓日本人子女壟斷高等教育的機會,形成頭重腳輕的教育體制。這種殖民教育的特徵即在於培養統治的幫手並採取愚民政策。(按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》成書在前,殖民後期台灣總督府有推行普及教育。)

以1926年台灣學童就學率來看,日本人不分男女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;台灣人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(男童百分之四十三、女童百分之十二);原住民則因有特別補助,免費就學,就學率達百分之七十二(男童百分之七十四,女童百分之六十九)。

不知是否因為教育不普及的關係,早期台籍菁英的形象是有點貴族化(也有例外,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,雖貴為菁英,卻完全是土俗的形象)。而原住民在當時基礎教育所占的優勢,竟在戰後的社會競爭中完全失敗,其前後政策的差異及影響,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
矢內原忠雄又提到,若以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來看,大致可以1918-1919年作為分水嶺,前期以兒玉、後藤等軍人總督的理念為主,強調台灣的特殊性,對台灣人施以歧視性的警察統治,以維穩、發展資本主義,確立日本官僚及資本家勢力為要事;後期則以田健治郎等文人總督的訓示為準,改採內地(日本)延長主義,注重教育、文治及民族融合,發展島內產業,並強調台灣與日本的結合。而這個進程也符合當時西方帝國主義的流行,可見日本人仍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。

矢內原忠雄在此則批判總督府不謀公平對待台灣本島人之要事,只會在教育上推行所謂的國語(日語)政策,就想要同化台灣人,終究也只是徒然。更進一步而言,矢內原忠雄也指出給予台灣本島人更多參政權,也會提高台灣人的民族意識,進而引發民族運動。因此他說:帝國主義的發展,必然是帝國主義的矛盾發展。

至於要如何化解矛盾,矢內原忠雄在台灣東部發展一事上曾經提出建言:「首先應考慮現存日本人移民村的改革(即現今花蓮縣吉安鄉),其次保障平地原住民權益,讓山地原住民下山定居,並收容西部本島過剩人口。然後在此排除資本家企業的入侵,收購會社關係的未墾地,讓日本人、本島人、原住民都能以自耕農或協同的方式進行生產,不讓西部的鉅額資本累積與大量商品出口的型態出現,在此協同的經濟關係上,形成一個和平、自由的社會。」

歷史證明,矢內原的理想沒有出現,花蓮吉安鄉(原名吉野鄉)的日本移民,在不堪原住民的報復性獵殺後,又集體遷走了。而矢內原的建言,於今日台灣東部的發展現況,諸如沸沸揚揚的美麗灣事件、立霧溪口設置大型場館的計劃等等,難道沒有值得好好反思的地方嗎?

此外,矢內原忠雄比較了日本兩個殖民地,即台灣與朝鮮。發現台灣的財政獨立,人民所得較高,初等教育普及率也高;但政治發展上卻是落後於朝鮮。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有地方選舉制度,朝鮮人擔任官吏的人數較多,更有數家朝鮮語的報紙,這些在警察統治下的台灣都沒有。

我在想,基於歷史發展進程無法跳級的史觀來看,這會不會也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(如強人倒台、總統直選、政黨輪替、總統入獄...),總是落後韓國一步的原因呢?這又是一種後殖民社會的比較嗎?

另一方面,對比日本殖民者在台灣較在朝鮮更為威權,而台灣經濟發展則優於朝鮮這件事來看,恐怕也是「有效率的高壓統治」可以創造「高度經濟發展」的一項佐證。但矢內原忠雄也提醒我們,這種經濟發展其實是「殖民地樣式」,其目的不在求住民生活水平之提高及幸福之增加,而在於提供壟斷資本家更大的利潤。

在台灣及南韓,這種現象恐怕仍然存在。依然有好多人懷念「威權時代的社會安定」,不論是認為日本時代治安有多好,或是兩蔣時期都沒有街頭抗議擾亂社會秩序,乃至現今仍有人認為環保抗爭會拖累經濟發展等種種論調,都在在顯現了我們至今仍未能擺脫「殖民地樣式」的發展模式及思考陰影。

區區小記,不足以盡意。這本書寫的雖然是過去的事,但仍可促發對現在的思考。考其源流,梳其脈絡,歷史中的我們原來如此,所以如此。認清自己,對於未來當破當立之處,才能有更深刻的視野。

2014-10-2 刊於民報